（原标题：向机器人征税！）策略通
1930年，经济学家约翰·梅纳德·凯恩斯（JohnMaynardKeynes）在《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》一文中作出预测：100年后，劳动生产率会提高8至10倍，每人每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。
到那个时候，“经济问题”可能得到解决，人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将是如何消磨时间。
如今，随着AI（人工智能）技术的突破和机器人产业化曙光初现，凯恩斯所预测的“人从工作中解脱”似乎有了实现的可能。但与此相对，社会学家、法学家和税收专家更担忧“机器人替代人力”引发的就业问题，而解决的思路之一就是向机器人“征税”。
韩国仁荷大学法学院教授金英顺对经济观察报表示，从长远来看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将催生新职业、改变工作内容，但从短期内来看，就业市场大概率会受到负面冲击。与以往不同，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替代人类的判断与决策过程，或使办公、行政乃至专业领域的岗位面临风险。因此，政府在社会福利政策与税收政策方面也需作出相应调整。
2025年，金英顺在8月份召开的中韩税法国际研讨会上，以《AI机器人税：税收哲学的核心争论和政策推演》为题发表演讲，认为AI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可能导致大量失业，政府需要通过“机器人税”为维持劳动者的最低生活及失业者的再就业提供积极的财政支援。她提出，“机器人劳动者”应当被纳入现行税收体系，“AI机器人税的引入需要国际统一的定义及国际合作，针对机器人技术开发的税收激励措施也可能导致有害的税收竞争。”
韩国是全世界机器人密度最高的国家。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发布的《2024年世界机器人报告》显示，2023年每万名员工中配有1012台机器人。2023年，韩国每万名员工中配有1012台工业机器人，其机器人密度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。作为对比，根据这份报告，2023年全球平均机器人密度再创新高，达到每万名员工配有162台机器人，是七年前的两倍多。
金英顺说，机器人产业是高度资本密集型产业，其带来的资本回报率远高于雇佣人力，因此资本将向资本拥有者进一步集中。
长期从事税务实践的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叶永青认为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，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，正如一位人工智能先驱所说，“如果机器学不会善良，那么发展人工智能带来的就是灾难”。从税法的平衡角度，再分配本身就是人类社会的善良和对所有人最真实的保障。
对这些税收专家的建议，机器人行业从业者认为，考虑这个问题为时尚早。
一位机器人板块的上市公司负责人对记者表示，当前机器人产业还需要扶持发展，而且机器人是人工智能的重要载体，目前讨论征收“机器人税”为时尚早。他认为，当前应该像扶持新能源产业一样扶持机器人产业。
但在研究者看来，讨论这个问题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征税本身，还包括建立一种更关键的意识：需要以一种更普惠和公平的方式推动这轮技术革命。
是否应该征税？
叶永青认为，从公共经济再分配的角度来看，对使用机器人的企业开征“机器人税”，以此平衡经济发展对社会稳定的冲击，似乎确实是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。在这个意义上策略通，税收本身的目的就是通过再分配，纠正经济自然竞争过程中产生的不平衡性；而机器人的出现，实际上会重新打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议价平衡，也就是机器人虽能大幅提高生产效率，但在缺乏二次调节的情况下，这种效率的提升带来的分配成果完全向资本倾斜，劳动者本质上会在分配中出局。这一点在平台经济的收入分配中已体现得十分明显：在资本（包括数据、技术）和劳动之间，分配是完全倾向于前者的。
金英顺判断，曾经有人用“汽车代替马车”的历史趋势，说明技术进步本身会创造新的工作机会。但此轮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经济变革，与工业革命有着本质的区别：工业革命的核心是解决机械的问题。因此，人类作为唯一的“智脑”具有不可替代性，所有机械都只是辅助工具，一切发展仍围绕人的劳动展开；而人工智能加持下的机器，已展现出完全摆脱“人”的特征，加上长期经济发展推高人力成本，与之相对的机器成本却在快速下降，未来社会生产中，“机器替代人类”的效应可能性会大大增强。
她说，若AI机器人大量替代人类工作岗位，引发大规模失业，政府为保障失业人员的最低生活需求及再就业准备，将需要投入大量财政资金。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需求，以“机器人税”作为新税源的讨论才逐步展开。
虽然目前尚无国家正式立法征收“机器人税”。但在现实层面，向机器人征税这一看似带有科幻色彩的理念，已进入部分经济体管理者的议事日程。
2017年，欧盟就曾否决过“机器人税”。据路透社报道，欧洲议会议员呼吁在欧盟范围内立法，为机器人的开发和部署制定道德框架，但同时否决了一项关于征收“机器人税”的提议。
2017年2月，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·盖茨曾表示，政府应对代替人类工作岗位的机器人征税，提出“如果人类在工厂中创造5万美元的产值，赚到的钱要缴税；如果机器人来做同样的事情，我们应该以类似税率对机器人征税”。
美国个别州政府已有立法提案。例如：2017年8月，旧金山一位市议员提议设立“未来就业基金”（JFF），并提出征收“机器人税”的立法建议。其核心内容为：对引进自动化设备取代人工岗位的公司征税。所征得的税收将用于支持劳动者的转岗、职业培训，并可作为基本收入制度的财政来源。
不过，这一议题面临的主要质疑，即可能对机器人这一新兴产业的普及形成制约。如何在征收“机器人税”的同时，不影响企业和产业的发展？
叶永青说，税收的平衡作用不仅取决于征收，还取决于如何重新投入资源的平衡，而经济的平衡更是一个复杂的因素。征税也会导致对经济发展本身的限制，“机器人税”会降低机器人普及的速度。即使要开征“机器人税”，也要等到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。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背景下，公平和效率之间本来就是矛盾的，需要一个更精细的平衡。
如何征税？
和其他税收问题一样，对机器人征税也需考虑两个问题：向谁征税？如何征税？
对“机器人征税”的实现形式有多种，比如部分地区通过减少机器人行业的税收优惠，或直接提高该行业的税率，这些举措都可被视为一种“征税”。
2017年，韩国失业率创下17年来新高，韩国政府认为这一现象很可能与机器人使用量过高有关，于是决定降低自动化企业的税收优惠，以削弱企业投资机器人的意愿，转而鼓励企业雇佣更多人类劳动力。尽管韩国政府没有直接开征“机器人税”，但该政策同样针对工业自动化问题，本质上相当于变相增加了企业使用机器人的成本。
叶永青说，征税对象可以是机器人的生产者，也可以是使用者；税目既可以是类似所得性质的利润税，比如超额利润税，或是流转和使用中的交易税、财产税等；征收方式可以是一次性，也可以持续进行；最后，征税的收入可以作为一般税收收入，也可以作为特定的财政收入用于定向用途，比如对自动驾驶的税收，用于司机的再就业和培训。“在讨论这些问题时，从平衡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，必须考虑税收对产业发展的影响，因此税率不应过高。若要对相关所得征税，应采用针对超额利润的征税方式，核心目的是在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，适度缓解‘机器替代人力’对社会造成的冲击。举个例子，未来可对机器人工厂超过20%的利润部分，额外征收10%的超额利润税，这笔税款定向用于补充失业保险资金、提升失业保险支付能力等。”叶永青说。
金英顺表示，目前已提出的“机器人税”或“自动化税”方案，形式不少于11种，具体包括:企业用机器人替代人工并裁员时，征收类似“失业保险费”的“自动化税”；为机器人劳工核算“虚拟工资”，并参照劳动所得税标准征税；使用机器人劳工的企业，其特定经营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；将机器人执行的经济活动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；根据机器人带来的外部经济影响程度，征收相应的庇古税；为人类劳动者提供与机器人所享税收优惠对等的抵销性税收优惠；对几乎不雇佣人类员工的企业征收“自雇税”；将机器人视作资本性资产，对其实施“负折旧”政策；对机器人征收自动化附加费，并将资金纳入主权财富基金进行积累与投资；参照碳排放权机制，对机器人使用实行“可交易许可证”制度并收取相关费用；上调一般企业所得税税率。
税法理论的争议
叶永青说，在法学课本中，税收被定义为一种国家的强制征收行为。西方税收理论体系中，有观点认为税收本质是“公共服务的对价”，因为政府需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，必然会产生相应成本，这一理论强调税收的“对价属性”，进而自然引导人们从“公共服务水平”出发，判断税收高低的合理性，同时也衍生出“量入为出”与“量出为入”两种财税平衡思路。
而对机器人征税的设想，无疑将对现有税收理论带来一定冲击。
金英顺认为，现行税收体系原则上是针对人类劳动者设计的，并不适用于“机器人劳动者”。由此引发的担忧是：未来不仅个人所得税税基将萎缩，社会保险缴费收入也可能大幅减少——要知道，劳动所得税本就是税收体系的核心。在大多数OECD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）成员国，约50%的财政收入来自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缴费。
尽管把机器人当成纳税人、征收“机器人税”与传统税收理论不符，但与机器人相关的税收问题已现实地摆在面前。在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，未来机器人将渗透到人类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，各类功能各异、用途不同的机器人层出不穷，其涉及的税收问题也将更为复杂。
“机器人税”的提出，源于这样一种思考：如果机器人取代人类劳动力，导致以劳动为基础的税收减少，就应当对机器人本身征税。基于此，将“机器人税”视为“惩罚性税收”“罪恶税”（sintax）或者“庇古税”。
金英顺称，机器人普及带来的负面效应，主要体现在“就业岗位流失”和“经济不平等加剧”上，其本质与污染、烟草、酒精、含糖饮料等产生的负外部性类似，都是需要通过税收手段抑制的行为。因此，这类“技术罪恶税”有望抑制企业用机器人替代人力的趋势。但从立法逻辑来看，这属于一种基于恐惧的立法（fear-basedlawmaking）——即夸大机器人可能对社会造成的不确定性与负面影响，并基于社会公众的恐惧心理进行立法。
另一种争议来自机器人的法律人格。金英顺称，即便是AI机器人，在法律上也只能被视为人类的代理人，其创造的收益最终仍归属于使用机器人的人类主体，因此赋予机器人法律人格并无实际利益。此外，机器人不具备行为能力，因此无法认定其法律人格。
金英顺进一步解释，只有当“赋予机器人作为纳税人的法律人格”具有实际利益，就像“认定机器人具备民事赔偿责任或刑事责任能力”具有实际利益那样，才有可能赋予机器人法人地位。
现实中，新西兰赋予了旺加努伊河与塔拉纳基山法律人格，厄瓜多尔宪法也明确承认“自然权利”；而欧洲议会早在2017年，就曾提议为机器人引入“电子人格”这一新法律范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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